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（《子罕》）在命悬一线的时刻，即使孔子平时比较谦虚，说若圣与仁，则吾岂敢（《述而》），但在这时候，也坦诚地表达自己的心声，承认自己为天下之文的化身，而且明确指出其文为文王既没之文。

此天之所与我者，先立乎其大者，则其小者弗能夺也。唯道集虚，虚者，心斋也。

顺着虚而待物的气去听，既超越了耳的有限性，又克服了心的主观性，于是心与道冥，再没有人间世精神坐驰的烦乱，此即无翼而飞。(陈鼓应，2010年)可见，庄子的游心是通过简朴自然的生活，净化心灵和情感世界，以逍遥自适的姿态，回归生命世界的纯真与本然。‘采真之游是一个极富意蕴的美学概念，……需放置在《庄子》有关艺术人生的语境中才更能体现它的丰富内涵。这就需要从历史-思想史的维度对孟庄心学作出历史还原与精神反思。[2]陈鼓应，2010年：《庄子人性的真与美》，载《哲学研究》第12期。

集义是向内一点一滴地培养其善端，向外时时处处扩充其善性。孟子舍我其谁充分彰显了道德实践的主体性，此种伦理心境属于有我之境。可见，在其原初语境里，王道、霸道是不同政治道路的选择。

政治生活，既包括共同体内部的统治，也包括共同体之间的关系。这一切都与侵略战争格格不入。42霸术的流传，不仅遮蔽了圣学，也导致了后来学术的整体败坏。各共同体之间有和平相处、合作、结盟，也有对抗、冲突，甚至会有征服和毁灭。

王道对治暴政，霸道对治乱政。现代学者论及儒家政治哲学，大多以上述观念为前提。

但这显然是忽略文本语境而对《仲尼》开篇的断章取义。这样，他就可以把不同政治的正面价值都归结于仁道，又以仁道所能实现的充分和完满程度作为评价政治优劣的标准。伯与霸同，二伯就是二霸的原型。这样，二程以后的道学系统的政治教化，自然缺乏在敌意中生存的意识，所以也就无法发展出霸道所主张的成熟的敌友政治。

考虑到《白虎通义》是经师集体讨论的记录，可以推定对于霸道的评价此时已经出现了分歧。以此类推，所谓帝道，是指依托二帝（尧、舜）之治阐发出的政教理想。此岂文公加善人一等也耶？朱熹回答：大抵霸者尚权谲，要功利，此与圣人教民不同。唯道德主义倾向间接促成政治和道德的截然二分。

晋文公自始入国至僖公二十七年，教民以信，以义，以礼，仅得四年，遂能一战而霸。赵衰解释道：臣亟闻其言矣，说礼、乐而敦《诗》、《书》。

能够承敝通变的夏商人物、被攘的对象夷狄之君、图霸失败的诸侯都可以进入霸主的行列——只要他们拥有足够的德性。所谓实与文不与，就是实际上持肯定态度，仅在经文书法上有所保留。

显然，在天下秩序土崩瓦解之时，有霸者出，尊王攘夷，存亡续绝，乃是唯一正当的事业。孟子认为霸道以力服人，邵雍认为五霸以力率民，都强调力，即都视霸道为实力政治，而非德性政治。这就不难理解孔子为什么要表彰推行尊王攘夷之霸道的齐桓晋文。可见，信义，是霸道成立的前提和基础。关于宋襄公被视作霸主的理由，《白虎通义》认为泓之战不擒二毛，不鼓不成列。儒家哲学的发轫，是孔子面对礼坏乐崩，思考如何走出混乱和混沌，走向规范和秩序的思考。

对外讲求信义，不因利害的考量而欺骗盟友（约结已定，虽睹利败，不欺其与）。这种区分在先秦两汉一直存在。

汉儒将霸道视为不充分的仁政。秦二世是力盛的典型，因尚刑导致灭亡。

汉、唐之君，有可称者，论其人则非先王之学，考其时则皆驳杂之政，乃以一曲之见，幸至小康，其创法垂统，非可继于后世者，皆不足为也。亦即，霸道的极致就是王道。

《王制》篇曰：故王者富民，霸者富士，仅存之国富大夫，亡国富筐箧，实府库。⑦萧公权：《中国政治思想史》，北京：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，第97页。本文试图对霸道观念进行系统梳理，呈现其演变的全部轨迹，并对这一过程予以反思和评论。霸道所追求的友诸侯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诸侯联盟。

如果把这段论述看成孟子对霸道的正面阐释，则其真实态度非但不是批评和否定，反倒可能是适度赞扬和积极肯定。程颢之后，王霸二分成为主流。

但是，孟子并不突出霸者使用武力的一面，反而强调霸者维护政治秩序和人伦教化的一面。从政治的角度看，从周意味着尊奉周王（尊王）。

这部教材里写的当然就只能是一些反面的例子。30 从上引文字可以看出如下几点：第一，王霸二分。

如此一来，政治思考的空间就大大收窄了。宋代开始，儒学扩展到乡绅阶层。这些内容无不显示着霸道作为德性政治的特征。协助桓公成就霸政（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），便是成就最高的仁德（如其仁）。

汤武行王道，作为其内在动力的仁义来自身体力行。31［宋］朱熹：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第154页。

但是，这四种政治类型不再是并列的选项，而是被纳入一种历史的因果链条之中，霸道成为王道衰落之后对王道遗绪的承接和挽救。其二，倡导德政原则（尊贤育才以彰有德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）。

如果联盟不仅不维持国际正义，还推行侵略扩张，那就与霸道的原则背道而驰，甚至是霸道所要对抗或者反击的目标。可见，在战国晚期至秦汉时期，这一对政治类型的区分并非商鞅或司马迁的个人意见，而是一种普遍的认知。